我在西班牙的生死打拼：麻疹危机与自我救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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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245位真人故事

我是章夏，4岁跟随父母去西班牙讨生活。一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地生存，只读到小学毕业，就开始为了生活而谋划。

我从摆地摊做起，之后在西班牙开了第一家华人酒吧，后来又开了第三家酒吧；再转身承揽了西班牙学校、医院、机场、牢房等工程；又从工程做到服装国际贸易，从不敢停止前进的脚步。

这期间，我也见证了祖国强大后，外国政府对我们华人的尊重和重视。身在他国漂泊，感受祖国给予我们深厚的力量，才深切体会到自己有多爱国。由此，我也担起了祖国与西班牙友谊的使者，并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让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

（2017年在北京参加侨会）

1982年夏天，我出生在浙江丽水的青田。这里是抬头青山绿水，古村院落，转身红酒咖啡的侨乡。全县50多万人口就有20多万人分别在120多个国家里打拼，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华侨之乡”。

而成为“侨乡”的缘由，是源于这里的石雕。因为青田石是四大国石之首。历代以来，这里的人们精于石雕，誉满天下，远销国外，享有“石雕之乡”的美誉。

随着石雕的输出，人们也打开了谋生的视野。我父亲的爷爷也早年随人去了荷兰谋生，攒下一些钱财后回国买了田地。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不仅没有庇护在祖辈的大树之下，反而因为他爷爷购置的田地，成了当时社会被批斗的对象。

父亲在被批斗中导致了一只耳朵失聪，所以一直到了30多岁，遇上了退役老兵同样30多岁的母亲，才结婚生子。他们婚后陆续生下了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大。

（1997年，妈妈和我们三兄弟在巴塞罗那）

那时大伯早在70年代就去了法国巴黎谋生，他看父亲日子过得紧巴，就把父亲叫去了法国做事。

父亲因为没文化，语言也不通，只能进厂做一些又脏又累的体力活。长期的辛苦劳作和微薄的报酬，让父亲有了回国的想法，大伯就叫他去西班牙看看。

1984年，父亲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国度里，父亲只能在餐馆里给人洗碗刷盘子。

1986年，餐馆的老板另谋出路，不想经营餐饮了，他看父亲勤恳老实，就把餐馆转给了父亲打理。

父亲借钱接手餐馆后，希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遇事也好有个商量。所以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三人，来到了西班牙马德里。

这里的环境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因为没钱再租房子，我们只能住在餐馆后面逼仄潮湿的小房子里。每个星期都要把床搬出来晒晒，然后刮去木床上那层绿霉。

（参与讨论义欧铁路）

到了我上学的年龄，父母把我送进附近一家修女院读书。他们不知道修女院学的是什么，认为那是学校，可以教小孩识字断句就够了。其实修女院讲授的是天主教，而我父母信佛。

那时，在西班牙的华人很少，我们是马德里的第一批华人，开的中餐馆生意不好，有些难以维持下去。

当地人对华人也不了解。有人把猫猎杀后，挂在了树上，警察就跑来餐馆调查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华人不仅贫穷，而且有吃猫、狗这种古怪行为，所以遇到这种动物被残害的事情，首先质疑的是华人。

在这里生存艰难时，父母便带着我们离开了马德里，记得那一年是1992年。

然后在西班牙北部和南部辗转了两年，都难以维持生计，就搬去了巴塞罗那。而我的学习也是跟着断断续续的。

（与我国大使合影）

西班牙小学是8年制教学，每个年级分三个学期完成。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我和弟弟们没有时间学完一年的课程，在北部学了两期，南部上了不到一年的学。当我在巴塞罗那上到八年级时，只上了一个月，就没再读了。

因为我4岁就去了西班牙，自己的国语讲得不是很好，更别说读与写了。父亲要求我们一定要懂得自己的母语，就托朋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我研学了半年。

1997年，我第一次回到祖国，探望了家乡的亲戚，然后在北京学习汉语。

汉语毕竟是我的母语，父母也经常跟我们说，所以我学习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半年的学习，差不多就达到了小学毕业水平，然后回西班牙帮助父母打理餐馆。

我的弟弟们之后也相继去北京学习了母语。然后我们三兄弟跟父母一起做餐饮。父亲是大厨，老二做二厨，老三负责洗碗和榨油，我和妈妈负责外面的跑堂和酒吧台。

（受巴塞罗那电视台邀请演讲）

我们五人拧成一股绳努力，但餐馆还是入不敷出。餐馆的利润再低也引不来客流量，连续的负债，加上装修餐馆借亲戚的钱，让我们一家不堪重负，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了，之后我们不得不关闭了餐馆。

关闭餐馆后，父母因为年纪大了，打工没人要；而我们兄弟三人还没成年，打工也没人要，就只好选择摆摊。

那时候，在西班牙人眼里，华人的吃苦耐劳是在抢他们的饭碗，他们觉得华人把工作干贱了，那是他们好不容易跟政府争取的利益。同样的工种和时间，西班牙人一个月的收入是1200欧元，而华人只要300欧元就干，那是当地人的四分之一报酬。

我在摆摊的时候，发现西班牙酒吧虽然很多，但生意都很好，而且开酒吧没有开餐馆那么多装点，很简单的桌椅就可以了，投资少，收益快，利润高。于是我在2001年带着弟弟们着手开了一家酒吧。

（宣传中国文化）

那是西班牙的第一家华人酒吧。但开业后生意并不乐观，人家走近一看是华人开的，就转身出去了，不管你酒水如何，招待如何，就是不想在华人酒吧里喝酒。

我们每天从早上的6点开始，一直营业到晚上12点结束，整个营业额只在30欧元左右，而别人家的酒吧是上千欧元的营业额。

任凭我们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不怀好意的安排。每天的亏损，让我焦虑得快要崩溃，坚持，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好在我们的酒吧开在新区商场门口，这里也是大小演唱会的聚集地。人群拥挤的时候，会有人选择来我们酒吧，发现了我们酒吧的好处——不仅酒好，花色多，而且还便宜、服务态度好。

慢慢地，我们有了很多的回头客，酒吧生意有了起色。半年之后，我们的营业额从每天的30欧元上升到了8000欧元左右。

正当我们做得有起色的时候，酒吧里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国内旅游）

那天，厨房里打扎啤的打气筒突然顶部爆了，一米多高的气筒产生出强大的气流，一下子把厨房门冲破了。当时正是酒吧的高峰期，里面坐满了客人，听到响声，大家都急忙往外跑。

我以为气筒会像燃气罐一样会爆炸，我怕炸坏了顾客和我们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酒吧，立马不顾家人阻挡往厨房里冲，执意抱起气筒往外跑。

后来消防队来了，他们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会炸的，等气放完了就没事了。那是我人生里在拼命中获得的认知。

幸好在经历了这件事后，并没有影响到酒吧的生意，反而因为我的勇敢负责，生意越来越好了。

我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以为这辈子都难以还完的欠债全部还清了，还置办了房子。之后又陆续增开了两家酒吧，总体营业额每天都达到了上万欧元。

2002年是我的幸运年，因为我遇上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的太太。

（2018年在北京参加侨会）

当时她刚从国内来西班牙不久，由我一个熟悉的朋友领着一起吃饭认识的，只一眼，就照亮了我的心扉，然后顺理成章地修成了正果。

2004年我们结婚了，之后我离开了酒吧，去开拓其他业务。我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能只靠一只鸡下蛋。

当时有人对我说，像我这种懂当地语言的人，搞工程会很赚钱。于是我决定进军房地产。

首先，我是以小工的身份，去工地挨个敲门找事做。混熟后，就从做小包工开始，来了解工程内幕和过程。

第一次包工，就我和两个水泥工共三人，从早晨6点开始不停地搅拌水泥和搬砖，一直做到下午6点下班，累得筋疲力尽。期间还跟别人学习关于劳作上的用词和处事方式。

后来慢慢接手大一些的工程，遇到的事情就更多，要想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进度，就要把握每一个工作环节的衔接，时间就是金钱。

（主持商会活动）

如果早上8点员工开工，而工程材料还没到，所需的吊车又被人支走，员工就要白白地浪费时间等上几个小时，而耽误了的时间，工钱依然要开，而且工作进度还跟不上，损失的都是钱，所以合理安排很重要。

在工地上待久了，理清各项工程操作的思路、工地开发的知识、工地的运作、各项目的名称、各种报价等等。然后熟悉这些工程老板、房地产开发商，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所要求的结果，之后工程自然就有了。

在实操中亲力亲为积累经验后，我对所有工程都烂熟于心，到工地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最佳，很多工程的做法，工程师都要征求我的意见。

后来源源不断地接手各种工程，包括医院、学校、机场、牢房都有做过。每天我基本上都在开会、看工地和吃饭中度过。因为各个工地的位置不同，有时一天要跑500多公里才把工地看完。

（主持音乐会）

做工程是很辛苦，但回报也不少。签单能赚100万的工程，就会有小50万的赚头。但高回报的同时附带着高风险。

在做工程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问题。有工人闹事导致的损失和麻烦；有员工安全不到位而导致受伤或失去生命的严重后果。也有因别人的原因导致工程进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我来处理，去理清缘由。因对当地法律的不了解，以及所聘律师的不作为，原本我是有理的一方却被法官判成了输家。

这口气堵得我下定决心自己学习法律知识，用他们的法律来维护我该有的权益。我先后在马德里、北大、夏大和四川大学研学，把法律和国家政策吃透。

从最初站在法庭上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历练成为应答自如、有理有据的辩护人。从容面对自己大大小小十几场的官司，而且场场自赢，保障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正当我的生意蓬勃发展时，2008年全球遭遇了金融危机，房地产也受到了牵连。

（在西班牙过端午节赛龙舟）

危机直接导致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宣布破产，我建设的工程拿不到款项，导致工程贷款还贷不了，员工的薪酬没有着落，巨大的亏损中，我立马决定断掉私企合作，只跟公家接手工程。

而国家的款项也经常不能及时到位，导致我的工程经常停顿。在停顿期间，大批员工的伙食、住宿和保险，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整个工程做下来，没有了赚头，有时还会亏损。

在2010年，我停掉了所有工程，转身投入服装行业。

在服装这一块，我太太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工业区租厂房经营男装批发，只是带着孩子，没有精力去大范围经营。

后来在2009年时，我因工程缩小了范畴，有时间帮她在这基础上扩展，于是就租了一个大仓库，增加了女装批发及生产。

（在西班牙的厂房）

之后，我不仅在本地西班牙生产，还相继扩展到意大利生产，以及国内的广州和义乌都建立了厂家生产。产品远销十多个国家，国内外每年生产、批发的总营业额超亿。

从2012年开始，我们国家富裕强大了，国内企业到西班牙购买了房产和一些企业，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也不一样了，华人的能力得到了认可，在西班牙做事的华人员工工资跟西班牙员工的工资基本持平了。

以前看到背相机的亚洲面孔，这个人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绝不会猜测是中国人。现在看到开豪车的，一定是中国人。

背靠着祖国强大的力量，我们身在国外的华人最能体会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为了更好地宣扬传播祖国的政策和历史文化，我加入了华侨之声，给西班牙对中国的一些报道提供正确的信息，避免他们歪曲事实。

2016年，西班牙侨商总会成立时，我当选为侨商总会秘书长。每年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举办筹备残疾人活动，给予当地贫困民众经济上的救济。

作为华人，帮助我们同胞融入当地社会；解决工作、生活问题；帮助祖国所需，做好桥梁纽带。

（疫情期间，侨民给国内的募捐物资）

我们为家乡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武汉疫情时，我们发动侨民为国内捐献口罩和防护设备。因此，我多次受邀去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侨宴。

疫情之后，我们华人在西班牙的员工工资待遇反超西班牙，如果西班牙员工工资是1600欧元左右，那我们华人工资就是1900欧元，与我们在2000年那个时候刚好相反。

肉眼可见的祖国强大，胞民受益的喜悦蔓延在各个国家。

我也乘着祖国的东风，在行进中稳步前进。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中，我因磨难而得到了多方面的成长，力求做到胸有邱壑腹有乾坤，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参会前给祖国敬礼）

同时，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去体验自己想做的事。也因生命的无常，而珍惜当下，因为我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2017年，我带全家去泰国旅游，在回来的途中，就开始发烧。后来一直发烧不退，浑身疼痛，食道变小，呼吸困难，去了四五家私立医院都没有查出病情。

之后在一家公立医院里，一位老太太医生一眼看出我是麻疹，并说这种病毒在欧洲早已没有了，因为这种病毒可以预防，每个出生婴儿都要接种这种疫苗。所以没有再生产针对治疗麻疹的药物，也就是无药可治。

之后，他们把我隔离起来，只给戴了呼吸机，偶尔会打止痛针，从早到晚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偶尔进来观看我的医生也是身穿防护服。我问他们我还有没有医治，他们就说：“没有，你能熬得过就活着，熬不过就死。”

（在西班牙主持春节晚会）

我强烈要求回家，他们坚决不给，后来安全局打电话过来，要求我不能出门。我在疼痛中昏昏迷迷地艰难度过数日后，靠自己的意志挺过来，慢慢地变好起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还有一次是2021年，一些流氓把我厂区的电闸弄坏了，我在修理电闸的时候，被380伏的电流击倒了，当时整个人没了呼吸，死掉了。

幸好旁边的朋友抢救及时，立马做了心脏复苏，把我从鬼门关里拖了回来，只是手臂上留下一个大伤口。

所以，经历过风雨和生死的人，总想给别人打伞，希望未来更好，大家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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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章夏】

【撰文：文言】

【编辑：乌溪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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