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价值3000万的藏獒，生活变成了悲剧

从1995年离开青藏高原，作家杨志军定居青岛已有26个年头了。

藏区那些刻在骨头深处的记忆，时常让杨志军泪流满面。稀薄的空气和刺骨的风，总会触动他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2008年，杨志军凭借小说《藏獒》三部曲获得了16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9位。

每年回到牧区探亲，看到一辆辆的卡车满载着藏獒由西向东远去，杨志军总是很难过，甚至愤怒。“从2005年创作《藏獒》到今天，我总是因此事而忏悔。”

短短20年间，藏獒的价格一度炒到上千万，到现在被狗肉贩子以几百块的成本送去餐桌，曾经风光无限的“东方神犬”，光芒不在，留下一地狗毛。

谁也不会想到，藏獒的泡沫破灭，从一个狗血的财富故事，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自然生态中的“事故”。

一条藏獒换北京二环一套房

关于藏獒身价被炒高的源头，坊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最初是美国探险队员从喜马拉雅山麓将一条藏獒带回美国，被经济复苏的富人炒了起来；有人说是电视剧《婉君》中的台湾演员张佩华以一百多万台币从美国将一条藏獒带回台湾引发震动；也有人说是前田径教练员马俊仁抓住商机将藏獒炒作成为了“东方神犬”并从中获利……

天价藏獒的新闻曾经比比皆是，在西安，30辆奔驰车列队迎接藏獒落地；在武汉，人们为藏獒举行“选妃大赛”，夺冠的母獒才能拥有配种资格；在青岛，一条藏獒开价3000万人民币；在北京，一条藏獒换了二环内的一套房子……在全国各地，各种藏獒展、藏獒文化交流活动层出不穷。

早年间，狗贩子如果问牧民：“你家的獒卖不卖？”牧民会反问：“你家的孩子卖不卖？”

藏獒市场最火热的时候，甚至有牧民卖掉自家牛羊专心养殖藏獒，就为了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杨志军的《藏獒》更是让藏獒热有了强有力的背书和理论依据，逐渐形成了藏獒是一种文化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藏獒的身价，是被杨志军抬高的。

《藏獒》

从小说出版问世开始，杨志军就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藏獒商人的邀请，有邀请他代言自己的狗厂的，有邀请他参加文化座谈会的，有邀请他参加藏獒展的，无一例外都被杨志军拒绝了。

“我是一个青藏高原的孩子，我不可能利用藏獒谋利。看过我的小说的人都知道，我写藏獒，其实是在写青藏高原的人，写藏獒的精神，是在唤醒人们的内心。我从未想过一部文学作品能改变藏獒的命运，况且还是悲剧。”

但事实上，在藏獒最热的那些年，杨志军的小说影响力之大，确实是他本人无法想象的。

“当我发现这个事情走向了一个歪路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体型大、凶猛、忠诚”，这是藏獒被打上的标签，殊不知、藏獒贩子为了让藏獒体型变大，会采用灌食的方式；为了让藏獒显得更凶猛，则会通过外科手术改变藏獒的面部皮肤和肌肉，让犬牙外露；甚至不惜注射肉毒杆菌让藏獒保持更好的面部造型，一条三个月大的藏獒，身上的肉皮能拉出来30多厘米。经过这些手法，再加上多年的杂交，“市场版”的藏獒浑身毛茸茸的，像个大玩具。

为了让公獒能更多地配种，从而赚取配种费用，藏獒商人们不惜注射催情药、壮阳药来保证公獒的“战斗力”，一天之内配种多次，最终倒在交配中的藏獒不计其数。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对天价藏獒趋之若鹜。

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藏獒经济最热的时候，在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内和藏獒商人合作，办过几年藏獒展，如今已停办，当时办展的时候，游客数量会多一些。

“有多少藏獒是在当年展览中被交易的，我不清楚，但是看上去的确很火爆。”

当被问及藏獒的体态身形究竟哪样是纯种，是最好的，齐新章这位青海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却犯了难。

“藏獒有纯种的么？谁能说清楚哪种样子的藏獒是纯种的？”

对于藏獒本身的样子，长期在牧区生活的杨志军更有感触，“高原上，寒冷，空气含氧量低，放牧需要大量奔跑，藏獒就没有胖的，大部分藏獒身上都没有一丁点多余的肉，而且毛发多数是披在身上，既是保护皮肤不受紫外线困扰，也是为了保暖，那些体态如熊，梳着爆炸头的藏獒，就根本不是藏獒本来的样子。”

在高额的经济诱惑下，藏獒从一个工作犬，变成了商品，甚至变成奢侈品，一些演艺界的明星艺人也参与其中，推波助澜。

“很多花重金购买藏獒的人，都表示藏獒是一种文化，饲养藏獒就是在继承和发扬这种神秘的文化。”齐新章不太理解。

“我每每见到那些人，从面相上看，他们都不像是有文化的样子。”

藏獒，它就是一条普通的狗

熊欣曾在西北一家的文化机构任职，单位的领导自然是个“文化人”，酷爱养大狗，就包括三条藏獒。藏獒并未圈养，自由活动在工作区中，熊欣便与藏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熊欣看来，藏獒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与众不同。“在单位里，藏獒吃的东西和其他的狗并无不同，食堂阿姨从菜市场买回来肉和骨头炖汤，肉基本上我们吃了，骨头和肉汤就拌上米饭、玉米面、动物内脏、胡萝卜等东西给它们吃，再加上一些通用的大型犬的狗粮，它们一天也就基本吃这些。

”

熊欣认为，杨志军的小说赋予了藏獒超凡的性格，“一生只认一个主人，这在藏区之外基本不存在，藏区的情况特殊，地广人稀，又赋予了藏獒独特的工作任务，但被当作宠物以后，这些都不复存在，也更不会拥有这些所谓的性格。”

“从小就跟我们一起玩的藏獒，跟泰迪博美一样，舔酸奶盖吃饼干，跟我们握手，玩得不亦乐乎，你说它凶猛？我是没看出来。”

图/图虫创意

“环境造就人，也造就狗。买一条狗要花上好几百万的时候，一定是我意识到了它能带给我更大的收益，这就跟炒房子一样，也像钻石，所谓代表爱情，都是人们赋予的概念，本质上还是石头，藏獒的本质，就是一条普通的狗而已。”

齐新章曾经观察过成年藏獒的食量，大体上与成年狼食量近似，但是动物园中饲养的狼基本上是吃纯肉，而藏獒则是杂食，什么都吃，总量够了就行，并不挑嘴。

虽然在熊欣看来，藏獒只是一条普通的狗，但是近年来各种藏獒袭击人，甚至袭击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在看都市传说的同时也不断加深藏獒凶猛、顽劣、不可控的印象。

对此，齐新章认为，藏獒并不适合在藏区之外的地方生存，从它的体型条件和身体机能来说，已经适应了藏区的高原系统。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气候，为藏獒营造了一个低温低菌的生存环境，这就让它们抵抗细菌和高温的能力变得很差，内陆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自然气候，会让藏獒非常不适，最终因感染引发多种疾病。

藏獒皮肤病和肺病，在内陆地区发生的概率都远远高于藏区，并且治疗效果不好，几百万的藏獒买回家暴毙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说到这样的情况，杨志军有些激动，“你说藏獒咬主人？不可能，它是难受啊，热啊，浑身痒痒，它又不会抓，温度高，没有空间奔跑，满足不了它的运动量，它长期处于心理焦虑烦躁的状态，这才引发了攻击性，藏区牧民养的藏獒，怎么会这样？”

很快，各地相继出台的养犬政策法规，严格限制了藏獒这样的大型犬的存在，高额的饲养成本和“娇气”的身体状态，也让越来越多人看到藏獒和内陆地区的违和。当房价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刚需后，花几百万买一条只有十几年生命的狗，在普通投资者看来是一个包亏不赚的买卖，就这样，从2010年开始，藏獒热逐渐开始冷却。

2010年青海的藏獒年交易额尚有2亿多元，到2015年，只剩下5000万元；西藏3000家藏獒繁育中心有2/3关门。青海省藏獒协会秘书长周艺曾对媒体表示，仅他所知，投资上千万血本无归的商人，就有近百位。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藏獒养殖相关企业809家。近十年来，我国藏獒养殖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减少。其中，2012年新增102家，同比减少29.56%；2016年新增33家，同比减少40.00%；2019年我国新增藏獒养殖相关企业7家，同比减少53.33%；2021年前10月，我国仅新增5家藏獒养殖相关企业。

从区域分布来看，辽宁省以178家藏獒养殖相关企业排名第一。吉林、青海分别有80家、63家，位居前三。其次是山东、甘肃、河北等。从城市分布来看，青海省海东市位居榜首，有40家藏獒养殖企业。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秦皇岛市分别有34家、24家，排名前三。

中国新闻周刊随机拨通了近十家曾在互联网上留下联系方式的獒厂，其中有7家表示，已经不再饲养和贩卖藏獒了，只有3家獒厂表示，自己厂内还有部分藏獒，价格从7000到2万元不等，和曾经的几千万相比，已经有了大幅跳水。

有媒体披露，不少饲养藏獒的狗厂由于经营不善，销售乏力，只得将藏獒低价处理给狗肉贩子，最终流向餐桌成为火锅食材。

更有不少狗厂和饲养者将无法出售的藏獒遗弃，成为藏区流浪狗。

当藏獒流浪之后

藏区中大量流浪的藏獒，见证了藏獒经济的破灭和藏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牧民们的生活，被更先进和多样的生活方式改变，藏獒也不再承载原本的工作任务，又无法实现经济价值，于是便成为了藏区草原上的流浪者。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索呼日麻乡兽医站站长达桑曾对媒体表示，自己在2015年参加工作后，也多次接到牧区的老乡反映，在他们上山放牛期间，家里的食物全部被流浪狗吃掉了，人遭到攻击也不在少数。在达桑的回忆里，“那时候被流浪狗咬伤的人挺多的，大清早老人和孩子都不敢出来，有老人送孩子上学被咬伤，寺院、学校周围都是流浪狗。”

湿地边的流浪藏獒 图/受访者提供

在藏区，有一种严重的人畜共患的疾病，叫做包虫病。包虫病分为囊包虫和泡包虫，其中泡包虫具有高度致死性，如果不及时治疗，10年病死率可达94%。除牛羊外，狗因为和人接触最多也最密切，成为包虫病的主要传染源。成虫寄生在狗体内，虫卵随狗粪排出，污染土壤、草地、水源及狗活动的场所。

因为对狗的深厚感情以及牧民们所信奉的宗教中“不杀生”的理念，在流浪狗成灾的藏区，除了在自卫时采取的必要措施，大部分牧民在生活中对于这些泛滥的流浪犬，仍以投喂和保护的态度为主。

齐新章聊到藏区流浪藏獒时显得很担忧，“首先它们会因为觅食困难而袭击人类、牲畜，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其次它们会将家犬环境中的病菌和病毒携带至大自然中进行传播，在印度就出现过野生动物感染狗瘟的情况。最麻烦的是它们可能会破坏藏区已有的生态平衡。”

“在藏区，藏獒没有天敌，只有熊可与之一战，但藏獒群居，基本上没有熊会主动招惹一群藏獒。藏獒会吃掉岩羊等雪豹本身的食物，甚至会主动抢夺雪豹的食物。藏区的狼虽然群居，但科学观测发现，流浪的藏獒群体多数和野生狼群保持着较为友善的共存关系，这就造成了藏獒完全没有天敌，繁衍得非常顺利。”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专业博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铭玉早在2014年便开始关注流浪藏獒的问题。在他的调查中，三江源地区13±3万只的流浪狗里，97%有藏獒的血统，90%的流浪藏獒（约9-14万只）活动在距离社区约2千米以内的空间里，5%的藏獒在距离社区约2-5千米范围内活动，5%的藏獒在社区5千米以外的地区活动。三江源地区流浪狗的家域面积达到了35.3平方千米，远大于其他地方的流浪狗，因此流浪藏獒所引发的不再是局限于人类社区内部的问题，而是已经扩散到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去，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红外线捕捉，刘铭玉发现了流浪藏獒和野生雪豹的关系，有藏獒的地方，雪豹早晨的活动高峰就变得更早了，而晚上的活动高峰更晚了。另外雪豹还增加了夜里的活动来补偿晚上活动高峰降低的区域，最终由于这个活动节律高峰的错开，雪豹和藏獒的这种节律的重叠，降低了差不多有20%。

流浪藏獒的活动区域离人类越来越远，和野生动物的关系就越来越近，和其他大型野生动物高度重叠的食性，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会有大型野生动物因为食物的匮乏而带来死亡。这说明了流浪藏獒威胁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平衡。

在刘铭玉看来，藏獒不可持续的狂热的经济泡沫带来的不仅仅是又一场资本游戏的失败，也给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场生态危机。虽然管这个问题叫做流浪藏獒问题，但其实都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使得这种不管是野生动物还是流浪藏獒本身这些无辜的生灵遭受到了苦难。

面对如何解决流浪藏獒的问题，齐新章显得很无奈也很棘手，毕竟动物园的园长管不了流浪的藏獒。

事情走到这样的地步，总要有人出来管。

藏獒的悲剧，也是我们的悲剧

北京姑娘尹杭，就是那个想要管一管流浪藏獒的人，早在2009年，她便开始从事三江源地区的雪豹保护工作，2014年创办了青海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是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雪域的生态系统。

中心成立之初，尹杭和同事们便开始调查三江源地区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发现了流浪藏獒带来的潜在威胁。在尹杭的调查中她发现，当曾经的“家人”变成可让人“一夜致富”的商品后，人们开始趋之若鹜地繁殖、饲养藏獒，有的村子甚至每家每户都养了一两条可卖钱的藏獒，即便是没养狗的家庭，也至少拥有一个狗笼子。

尹杭回忆，青海玉树市巴塘机场驱车十几分钟便可抵达文成公主庙，藏獒交易火爆的时候，狗市基本都在文成公主庙附近，人流量大，也方便外来的金主下了飞机就能看狗，那个时候家里养藏獒的人们都会把自家狗带到市场上问价。

“虽然早年间总是听到藏獒的价格高，但是真正因藏獒获利的牧区百姓并不多。”

这些年，藏区的百姓在挖掘虫草的季节会离开家，因为无暇照顾狗，也会让它们自生自灭，再加上卖不掉被遗弃的，大量藏獒被丢弃在寺庙、移民点、公路周围。而这些狗的繁殖能力很强，根据尹杭的计算，2条成年狗3年后数量可以翻19倍。

“有次我们住在寺院做调研，僧人反复嘱咐，夜里千万不要出去，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流浪狗咬过。天黑之后，犬吠声非常大,我忍住了一夜没有去厕所，第二天早上起来，同事就看到了数十只流浪狗，随后就被咬了。”

在尹杭的调查中，超过90%的受访者都反对捕杀流浪藏獒，其中有70%“极其反对”，支持率最高的方式是建立收容中心将雄性和雌性藏獒分开。在走访中，尹杭询问了当地百姓对于流浪藏獒绝育和领养的态度，发现绝育比领养更容易被接受。

即便如此，绝育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不容易，需要大量的兽医资源，在调查了青海玉树地区流浪犬收容中心的情况后，尹杭发现这样的方式花销巨大，玉树一个收容中心，800多条狗，第一年建设和疫苗、食物就花费了600万元。

流浪藏獒收容中心 图/受访者提供

尹杭最后选择的方式是协调寺院推动领养，在玉树囊谦果切寺就曾推动了150多条狗的领养，给了每位领养者拴狗链和一袋面，鼓励老百姓参与到更有效和可持续的流浪狗保护中。

虽然领养是节约成本最好的方式，但是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人们担心母狗诞下小狗后无法照料，最终还是可能造成遗弃。在这样的情况下，尹杭再次推动了流浪藏獒绝育的工作。

牧区很多兽医，可以骟牛羊，但没做过狗的绝育手术。尹杭联系了其他地区的兽医培训师来培训本地兽医，帮助解决当地流浪狗的问题。最终在寺院、政府、外界兽医的支持下，培训了70名当地兽医学会了给狗做绝育手术，已经绝育超过700条犬只。

兽医为流浪藏獒进行绝育手术 图/受访者提供

尹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的机构和自己的能力有限，这些年做的这些事情，整套模式已经形成，既有工具，也有标准化的流程，藏汉双语的内容也都做好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使用这套模式。最终还是为了推动牧区百姓的意识，推动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关注，只有这样流浪藏獒的问题才最终能被解决。”

尹杭表示，在关注流浪藏獒这些年，见到过一些来自河南、四川等地来藏区抓狗的贩子，“他们的工具很专业，经常可以抓一卡车的狗离开。”

不知返乡探亲的杨志军，见到过的那些东去的卡车，是否是狗贩子驾驶，最终的去向又是否是餐桌。

其实，在《藏獒》大卖后的第五年，满怀忏悔的杨志军又创作了一部名叫《藏獒不是狗》的文学作品，以藏獒经济为由头，杨志军描写了藏区在现代文明演变下的精神失落。一条藏獒可以卖很多钱，獒主得到了钱，但失去了更多原始生活状态。在物质追求下，我们得到的是钱，失去的是精神信仰。

只可惜《藏獒不是狗》并没有再现《藏獒》三部曲的辉煌，裹挟在藏獒商机中的人们，在金钱的冲击下，基本看不懂书了。

“藏獒的悲剧，其实是人的悲剧，这个悲剧是人造成的，想要解决，也必须由人来解决。”杨志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