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女真族初步形成之时，居住于朝鲜半岛北部的西女真和东女真就将家园视为中国之内的“封境”。高丽“北进”，女真则失去了大片土地。辽朝末年，为保卫家园，女真人在曷懒甸（今咸兴平原）大败高丽军。在朝鲜王朝占领半岛东北部以后，女真首领王可仁、佟景再三提醒明成祖，朝鲜所占之地乃是女真人的旧土，但由于彼时明朝君臣对该地历史的不确知，十处女真居地被送与朝鲜。

中国女真族是在渤海国灭亡之后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及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女真人继承了渤海国昔日的疆域，在朝鲜半岛以狼林山脉为界分为东女真和西女真，以今日的龙兴江和大同江为界与王氏高丽接壤。由于高丽施行“北进”政策，常常侵夺女真人属地；女真人为保卫家园，亦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咸镜道位置

一、辽代东、西女真与高丽的战和关系

所谓东、西女真，是高丽人对今朝鲜半岛北部女真人的称谓，狼林山脉以东者谓之东女真，以西者谓之西女真。据考证，西女真是指“鸭绿江女真”，主要分布于鸭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向南可达今大同江北岸；东女真则为长白山女真和蒲卢毛朵女真，前者的居地主要是今鸭绿江上游、长白山主峰、图们江上游一线以南的山区地带，后者的居地应是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沿海平原一带，二者东西比邻，其南皆以“高丽长城”为界与高丽为邻。

东女真和西女真都是由南下的黑水靺鞨同当地留居的渤海遗民相融合而形成的新民族，是辽朝统治下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辽王朝曾置“鸭绿江女直大王府”、“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蒲卢毛朵部大王府”辖之。因为它们与高丽是近邻，因此与高丽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双方在交往中却是和平交往与兵戎相见并行，而且发生武装冲突时也颇为惨烈。

高丽自建国之时始，就以收复高句丽故地为名施行“北进”政策，所侵犯者，自然是与之毗邻的女真人领地。从史书记载来看，高丽的北进首先是从在今平壤地区置“西京”开始的。

据《高丽史•地理志》载，高丽自太祖元年（918）便开始向平壤一带移民，并在其周围设县置官经营之。在辽王朝尚未能顾及鸭绿江南岸的女真居地之时，高丽已锐意向北发展。公元984年，高丽于“命刑官御事李谦宜城鸭绿江岸，以为关城”时，“女真以兵遏之，虏谦宜而去”，高丽“军溃，不克城，还者三之一”，鸭绿江女真击败了高丽军，保卫了自己的家园。但是，由于辽朝将注意力集中在同北宋争夺中原地区方面，尽管曾发动过向高丽索要其所占高句丽故地的战争，但未获成功。高丽为确保既得土地不再丢失，同时为防御女真和契丹的进攻，于高丽德宗二年（1033）命平章事柳韶创置北镜关防，西起鸭绿江口，经威远、兴化、静州、宁海、宁德，再向东越宁朔、云州、安水、清塞、平虏、宁远、定戎、孟州、朔州等十四城，继而东越大岭，抵耀德、静边、和州等三城，东至定州之都连浦（今咸镜南道定平以东三十里成川江人海口处的连浦里），将大部分女真人拒之于长城之外。至10世纪50年代，高丽已将西北部领土扩展至今清川江以北地区，而此时大批女真人亦到达了该地，并将其活动区视为自己的“封境”，“或置城桥，或置弓口栏子”，高丽则不断进犯女真人领地。

东女真在同高丽的交往中，常常占有主动权。东女真在主动与高丽交好的同时，又常常袭击高丽的边塞地区。据《高丽史•世家》记载，包括长白山、蒲卢毛朵在内的“东女真”自高丽显宗八年（1017）至高丽文宗二十七年（1073）前往高丽“来投”、“内附”、“献方物”者不在少数，其中长白山女真首领毛逸罗等于高丽显宗三年（1012），辽圣宗统和三十年至高丽靖宗元年（1035年，辽兴宗重熙四年）就曾多次赴高丽“乞盟”、“来朝”、“献马”，高丽则对其进行封官、赐物。从经济交流的情况看，女真所献之物最多的是土马、良马、骏马，其次是貂皮、青鼠皮、豹皮以及兵器、甲胄、弓弩、戈船等。1330年阴历夏四月戊子，“东女真曼斗等六十余人来献戈船四艘，梏矢十一万七千六百”；五月乙卯，“东女真奉国大将军苏勿盖等来献马九匹，戈船三艘，梏矢五万八千六百及器仗”。有时还献农作物等，如高丽显宗十一年（1020）阴历四月已酉，“东女真酋长达鲁率众来献蕃米三百石”。高丽回赐之物大都是衣带、丝织品及银器之类，有时也赠给耕牛。

东女真同高丽的武装冲突经常发生，这一情况在高丽文宗朝之时尤为突出。据《高丽史•世家》载，自高丽文宗三年（1049）至高丽文宗十八年（1064）曾发生了多起边界战事，高丽在战斗中往往是“追至贼穴，焚荡庐舍”。但女真人的英勇善战，也使得高丽的北进政策在半岛东北部难以推进。

二、女真人的曷懒甸领土保卫战

辽王朝统治中国东北之时，辽、丽之间的边界基本限定在高丽的“千里长城”一线，由于辽朝的国力较强，女真人的家园尚受到保护，高丽的北拓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有所收敛。但是，辽王朝晚期势力渐衰，高丽便趁机在半岛东北部的女真居地一试身手，夺取了肥沃的曷懒甸地区（今咸兴平原一带）。

女真故地曷懒甸为今咸兴平原地区，平原东部的咸兴为咸镜南道首府

女真故地曷懒甸为今咸兴平原地区，平原东部的咸兴为咸镜南道首府

一般说来，如果中原王朝力量强大，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力所能及，高丽的“北进”政策是无法实施的。高丽对半岛西北部地区“北进”的成功，恰值辽、宋对峙之时。从高丽对女真的政策来看，是怀柔拉拢与武力驱逐相结合，而这一点，在其西北的扩张过程中是颇为成功的。至于东北地区，高丽“北进”发生的背景依然同中原局势有关，而对女真所采取的“两手”政策，基本没有变化，高丽始终没有放弃对半岛东北地区的扩展，“为此，高丽当局始终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即一方面施以怀柔之术，极力拉拢女真人，使其不断‘向化’高丽，有的成为高丽的编户，有的成为高丽的附庸，甚或通过招抚笼络的手段企图将女真居地‘和平过渡’过来”。

《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十七年二月条中有载,高丽在半岛东北地区的“羁縻州”就有归顺州、益昌州、毡城州、恭州、恩报州、温州、诚州等;同年九月条记曰:“东女真大兰等十一村内附者请为滨、利、福、恒、舒、湿、闽、戴、敬、付、宛十一州，各赐朱记。”这里的“州”，实际是以“村”为单位的,其地皆在曷懒甸地区。另外，为“北进”女真地面，高丽在东海岸大兴土木，筑城置戍，作为进攻的前哨及巩固的后防依托。从1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丽在东海岸地区相继修筑长平（舍野郡）、和州（金野郡）、高州（高原郡）、文州（文川郡）、义州（德原——元山市）等七城。11世纪,在东北沿海地区共修筑了三十五座城（修补和改建者除外）,其中在元山（永兴）湾修筑了二十座，在江原道沿海修筑了七座，在庆尚道的迎日湾修筑了八座。主城之外，还有下属的数个警戒哨所（戍）。如长州（属定平郡）所属有六座戍城，定州（定平）和元兴分别有四座所属戍城。为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高丽还于11世纪在东海沿岸要冲建立了水军基地，设置兵船都部署，所属官吏有使、副使、判官、将军等，同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水军和战船。经过充分的准备后，高丽睿宗二年（1107年,辽乾统七年）以尹瓘、吴延宠为正、副元帅，率十七万（号称二十万）大军，对女真曷懒甸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高丽军强大的攻势下,女真遭到惨败。据《高丽史•尹瓘传》载，其右军破广滩等32村，斩290级，虏300人;中军破高史汉等35村，斩380级，虏230人;左军破深昆等31村，斩950级;尹瓘军自大乃巴只破37村，斩2120级，虏500人。

为巩固对曷懒甸地区的占领,尹瓘建筑了九城,即咸州、英州、雄州、福州、吉州、公崄镇、通泰镇、崇宁镇、真阳镇等。随后，为谋求“法律”上的承认，高丽遣使告知辽王朝，表称：“女真弓汉里乃我旧地，其居民亦我编氓，近来寇边不已，故收复而筑其城。”但是，辽王朝深知，“弓汉里酋长多受契丹官职者”，因此认为高丽所奏为“妄言”，回诏云：“远贡封章粗陈事势，其间土地之所属，户口之攸归，已勅有司俱行检勘，相次别降指挥。”

但是，由于辽末多事，契丹人并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一领土问题，女真依靠自身力量夺回了曷懒甸地区，取得了保卫家园的胜利。

众所周知，辽朝末期，女真完颜部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高丽的北进之举，引起了完颜女真的高度关注。尤其是阿骨打强烈的领土意识，在讨论要不要对高丽进行反击的问题上，起到了决定作用。彼时，有人担心若介入曷懒甸之事，会引起辽朝当局的干涉，“恐辽人将以罪我”，唯独阿骨打认为：“若不举兵，岂止失曷懒甸，诸部皆非吾有也。”这一主张得到了康宗乌雅束的支持，于是，一场收复失地的战争打响了，战争的结果是女真人收回了曷懒甸之地。金朝时，这一地区是其“合懒路”管辖之地。

三、明代女真人的领土意识

金朝的合懒路，元王朝将之承续下来之后，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设置了双城总管府和合兰府以辖之。但是，高丽趁元末中原动乱、中央政府无暇顾及东北边疆之机，武力夺取了双城、合兰之地，元将纳哈出收复失地的行动亦告失败。及明军到达图们江流域之时，今图们江以南的大部分领土已为高丽所占据。但是，明太祖对此并未予以理睬，遂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高丽辛祸十三年）下令，命户部向高丽通报明王朝设置“铁岭卫”一事，其咨曰：“铁岭迤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以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这里的“开元”，是指元朝的开元路，其位置在《元一统志》辽阳行省条有载：“开元城西南曰宁远县，又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合兰府，又南曰双城，直抵高丽王都。”开元城即今俄国的乌苏里斯克古城。所谓“铁岭”，在今朝鲜江原道淮阳、高山南，高丽在此置关门，号“铁关”，是高丽国东部要害之地，在元代，铁岭是元朝双城总管府与高丽的界山。明太祖下令在铁岭之北置卫，就是表明继元朝之后，明王朝要接管这一地区，置卫而辖之。但是，由于高丽的干扰，明王朝在该地建卫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及高丽灭亡，李朝代兴，半岛东北部依然控制在朝鲜手中，彼时该地有十一个女真部落，即溪关（今珲春河口高力城屯）、叁散（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秃鲁兀（咸镜南道端川郡）、洪肯（咸镜南道洪原郡）、哈兰（咸镜南道咸兴市）、大伸（亦名泰伸,咸镜北道吉州以北五十里处）、都夫失里（亦名海洋、海阳，今吉州）、海童（亦名海通）、阿沙（亦名利城，今咸镜南道利原郡）、飞干合（咸镜北道镜城郡）、阿都歌（亦名阿汉，今吉州附近）。

▍四、元代与明初中朝东段边界变化对比

辽东女真千户王可仁曾是朝鲜李朝开国国王李成桂的部下，其故乡在半岛东北地区。由于李成桂的荐拔，王可仁“官至枢密”。明太祖在位时，将其招还，归于明王朝，改名为“修”。王可仁对故乡的历史是颇为明确的。明成祖登基后，派遣王可仁出使朝鲜，招谕半岛东北部的十一处女真部落。明成祖敕书有云：“今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大平之福。”但是，由于半岛东北部自元朝末年即为高丽占领，加之该地乃是李成桂祖居之地，也是李成桂的“老根据地”，其间女真人受其影响颇深，所以，当王可仁到达该地时，“自东北面女真人不应勅旨者甚多”。明王朝对女真的招抚引起了朝鲜王朝的高度重视，国王李芳远立刻命春秋馆事河崙、知春秋馆事权近查找史料，考察高丽《睿宗实录》，采取对策。明永乐二年（1404年，朝鲜太宗四年）五月，王可仁回国时，朝鲜派遣计禀使艺文馆提学金瞻出使大明，与王可仁偕行。高丽奏文称“照得本国东北地方，自公崄镇历孔州、吉州、端州、英州、雄州、咸州等州，俱系本国之地”，竟将公崄镇的位置置于孔州（今朝鲜庆兴，归庆源）之北，同之前高丽时期所认定的以伊板岭为界之说相矛盾，但是明王朝君臣却没有发现。

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朝鲜太宗十八年），王可仁同另一位女真人佟景向永乐帝奏日，朝鲜咸州（今朝鲜咸镜南道之咸兴）以北“古为辽、金之地”，于是，“帝降敕索十处人民”。朝鲜太宗再度派遣金瞻出使明朝，向明成祖“乞许仍属本国”。金瞻与明礼部进行了交涉，曰：“若考辽、金《地理志》，则虚实自明矣。”佟景坚持原有主张，再次将咸州以北的历史归属向礼部进行了说明。然而，礼部官员按照金瞻所言翻阅辽、金《地理志》后，果然没有找到十处女真地名，便将这一情况上奏。于是，明成祖谓金瞻曰：“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今兹准请。”其敕书云：“敕朝鲜国王李芳远，省奏言叁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处人员，准请。故敕。”李芳远大悦，遂赐金瞻田十五结，不久又派中军都总制林整如京师，“谢十处人民还属本国也”。在明成祖的“领土观”的作用之下，半岛东北部的十处女真居地被送予朝鲜。明成祖的“大度”与女真首领的领土意识，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证明，女真首领王可仁、佟景的说法是正确的。金瞻建议礼部查看辽、金《地理志》，因《金史•地理志》清晰地记载着“合懒路”的相关情况，云：“合懒路，置总管府。贞元元年，改总管为尹，仍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承安三年，设兵马副总管。”该记载注云：“旧贡海葱，大定二十七年罢之。有移鹿古水。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东南至高丽界五百里。”如前所述，朝鲜半岛东北乃“东女真”的聚居区，金朝时，该地归金之“合懒路”管辖；元朝时，曾置双城总管府和合兰府以辖之；明太祖时期，该地之归属亦明白无误。遗憾的是，到了明成祖之时，明王朝君臣对女真居地的漠然终使该地归于朝鲜。

前引《金史•地理志》注文所云“移鹿古水”，《金史•高丽传》所记之“乙离骨水”，即今朝鲜咸兴附近的“瑚琏川”，恰是元末明初东女真诸部所在之范围内。关于“公崄镇”的地理位置，韩国学者李丙焘曾进行过考证，结论颇具说服力。他在《韩国史•中世篇》中认为，公崄镇应为今朝鲜咸兴郡德山面上岱里山城。我国学者对公崄镇亦有过翔实的考证，此不详述。关于这一历史过程，朝鲜史料中亦有详载，下文朝鲜特进官尹熙平的一段话，足以证明以上史实：

北青无海台，向化多居焉，盖自三国时有之。今者虽退设六镇，咸镜道本非我国地也。所谓南沃沮者，即今之乌道里也（原注：胡种之号）。所谓秽貊者，即今江原道之境也。于春川得貊国之印云，盖其地也。今退居于庆兴地，为骨间亏知介（原注：亦胡种之号），若长驱则可以出来。前朝之末，出来于高原、德源之间。德源有铁关（原注：地名），盖来于此矣。而我太祖大王及李仁佑平治之，本非我国之地也。高句丽之都，今在三卫（原注：毛怜、建州等卫），而东沃沮即白头山之东，甲山、三水之地也。北青无海台、镜城青岩向化野人，自古居焉。龙城之水，歧而一派流于殊乙温，一派流于青岩。青岩之野人，安业而居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