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日本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江苏农村妇女捡到了一枚印章,并形容为“伟大的发现”、“解开古史之谜”,在日本引起讨论热潮。
那么,中国小乡村捡到一枚印章,为什么值得日本如此大势宣扬?
这枚印章与日本之间又有着什么渊源?
1981年初春,江苏扬州的一位农妇陶秀华与往常一样,和公社成员背着铁锹去家附近的工地干活。
她一铁锹下去,挖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拨开泥土露出了金色的一角。慌忙捡起来找了点清水冲洗,露出了金灿灿的一块龟型印章,摸着挺润滑,底部有些字,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她不认识写着什么。
陶秀华心想今天运气真不错,还能捡到点额外的收获,就随手揣进了口袋。
收工回家后,她向丈夫“炫耀”捡到的宝贝。丈夫仔细看了看,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之前在村子附近考古现场当过帮工,见过不少墓穴里的物品。感觉这东西像是个老物件,很有可能是件文物。
两人一番考量之后,一起将东西送去了南京博物院。
经南京博物院专家辨识,这枚印章竟然是广陵王玺,虽然只有成年男子大拇指大小,可通体由纯金打造,重达100多克,其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都十分重大。
在陶秀华发现印章的位置,即甘泉镇甘泉山一公里附近,有两座形态相似的山,远远看去并列而立,因此被称为“双山”。
其实这两座并不是山,其规整的形态是人工堆造出来的,它们是两座规模庞大的墓穴。
而陶秀华发现的这枚印章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座古墓中流传出来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盗墓贼猖獗,特别是对汉墓“情有独钟”。甘泉镇的双山被盗贼盗窃后,引起关注。
南京考古专家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现场勘探。
墓穴内珍贵文物不知去向,大量陶瓷器被毁坏,碎片堆积成山,心痛不已。为了保护现有文物,专家组分别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展开两次抢救性发掘。
1980年,甘泉镇的墓穴又经历二次盗贼,毁坏严重。
于是,考古专家决定再次进行发掘,结果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90多件相对完好的文物。
其中发掘的错银铜牛灯和鎏金博山炉目前仍是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见墓主人身份不一般。
在墓穴内发掘的一盏铜雁足灯底盘上刻有“山阳邸铜雁足镫建武二十八年造比十二”字样,初步判断该墓主人与东汉时期山阳王府有关。
山阳王府,即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刘荆的府邸,墓主人一定是刘荆本人或者亲近之人,才会使用标注山阳王府字样的陪葬品。
专家组在墓穴内苦寻一年多,也没有找到证实墓主人身份的确切证物。
在墓穴被盗窃和发掘时,大量封土被转移至周围空旷之地,很有可能这枚广陵印章混淆在泥土内流失在它处。
没想到,会在一年之后,因修路重新需要整理土堆,被农妇陶秀华意外捡到。
印章的出现与之前的种种猜测相对应,所有疑问均得到解答。
而这枚广陵王玺的确属于广陵王刘荆的。他原本被汉武帝刘秀封为山阳王,后又被汉明帝刘庄于公元58年封为广陵王。
其实专家组很早之前就猜想过墓主人是刘荆,但墓穴规模和陪葬之奢华不像一个造反被处置的罪臣,因此没有妄下定论。
那么,刘荆为什么会造反呢?他的墓葬规格又为何不像一个罪臣?
刘荆是皇后阴丽华的第三子。
公元39年被封为山阳公,两年后进爵为山阳王。他才华出众,很受皇帝和皇后喜爱,实则颇为狂妄,自命不凡。
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天子之选,在统治能力上丝毫不差太子。
从刘秀在位期间就开始觊觎王位,内心一直不满:“为什么同一个母亲生的,凭什么哥哥刘庄是太子!”
公元57年,刘秀薨,太子刘庄继位。
刘荆一边表面悲伤,私下趁机鼓动废太子刘疆造反,心里盘算等他们互相残杀,就能乘虚而入夺得皇位。
可刘疆并无夺权之心,只想安心享受现有财富,将挑拨叛乱之信上交。
汉明帝刘庄顾念刘荆为一母同胞兄弟,只是言语警告,不仅没有处罚,还让知晓此事的人不得宣扬。
刘荆见谋反之事如此轻易逃脱,内心窃喜,想着再怎么折腾,大哥也不会对他怎样。
之后,便趁汉明帝一心对付作乱的羌人时,又心思又活络了起来,想趁乱挑起事端。
其实,经历上次谋反,汉明帝在刘荆周围设置了多处暗桩,监督他的反常行径。刘荆刚着手计划,就被汉明帝掌控。
刘荆因此事被改封为广陵王,并被发配前往封地就任。
可是,刘荆并没有就此收手,在封地笼络了一批相士,占卜造反时机。
有一次,他对某位亲近的相士感慨:“这么多兄弟,就我跟先帝像。先帝30岁得天下,唉,我如今也30岁了……”
这司马昭之心,把相士都吓懵了,转身就告发给汉明帝。
汉明帝对这位惹是生非的兄弟无可奈何,只得削减了刘荆随从和卫兵以示惩戒。
公元67年,刘荆又被人告发行使巫蛊之术。他召集了多名巫师,诅咒汉明帝早日死去。
在汉朝,人们认为巫蛊之术是可以遥控害人,在前朝汉武帝时期就因巫术害死皇后、太子,牵连人员达数万人,动摇国之根本。
因此巫蛊之术是皇室禁忌,被认为直接影响王朝运势,绝不可触犯。
刘荆此次行为引发众怒,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重处广陵王。汉明帝对一再挑衅的弟弟已经仁至义尽,不可饶恕。
刘荆眼看此事不能轻易了结,直接畏罪自杀了。
刘荆死后,汉明帝将其儿子刘元寿削爵为广陵侯,追封刘荆“思王”谥号,所以刘荆也被称为“广陵思王”。
本是皇亲贵胄,该享尽一生荣华富贵,可刘荆前后密谋造反四次,终自食恶果,落寞收场。
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元年(公元58年)八月卯子徒山阳王邢为广陵王……”
广陵王玺应该就是在册封之时赐予刘荆的,这很符合汉朝皇帝,喜好赏赐诸侯王龟钮金印的习惯。
汉明帝对刘荆确实宽厚,在他过错之时仍赏赐金印帮其立威。
可惜,刘荆还是辜负了大哥的兄弟情谊。
广陵王玺被发现的消息公布之后,吸引了日本文物专家组团亲自到南京目睹实物,啧啧称其为“国宝”,多次请求将印章借往日本展示,广陵王玺究竟有着何种魅力?
这是一段被尘封200多年的谜团,也是一段日本之前很多人否认的历史。
1784年,日本福冈农民甚卫兵在工作时,在一大石头下发现了一枚金印。该印顶上为一条盘旋的蛇型,底部刻有“汉委(wo)奴国王”篆书印字。
甚至卫兵见此物十分稀奇,就将金印进献给了藩主黑田。
之后有研究儒学的学者判断,该印章是汉朝时期中国皇帝授予的王玺,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然而这一说法一直缺乏有利证据,饱受争议,甚至还有人怀疑汉委国王玺是有人伪造的。
有人抓住三点不来质疑金印真假。
一是“委”字不对,应当是“倭”;
二是字尾缺“印”或“章”字,一般印章都有此习惯;
三是按汉制金印应该是龟钮,而不是蛇钮。
“委”通“倭”,倭字从《诗经》中就有使用,春秋诸侯国鲁宣公的名字就是倭,类似于人种的代称,并无贬义。
而日本文人井田敬之见到金印时,便愤怒反驳:“然以皇邦之神圣,决不能以倭奴国为名……”
一度污蔑这只是中国想要贬低日本的一种手段,故意制作假金印制造骗局,并不愿意承认。
其实《后汉书》中就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古时文人地位崇高,即使皇帝也无权随意篡改记录内容,所以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可靠。
清朝学者黄遵宪在考察福冈时,也曾将这古书记载的内容传达给日方,可无直接证据证明此印的真实性,所以,并未被本身就不想承认此印的日本人重视。
直到80年代初,日本《中日新闻》社社长加藤巳一郎在得知广陵王玺的信息后,特地到南京寻找广陵王玺,才惊人地发现与日本国宝“汉委奴国王”玺很相似。
他激动地连发多篇头版文章,揭开这段被世人争论了200多年的谜团。
对比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玺可以发现,在尺寸、重量、花纹、雕法、字体等都太相似了。
两枚王玺所用金子的色泽和光整度几乎一样,
印体宽2.341-2.370cm,台高0.874-0.945cm,刻字同属阴刻篆文,背钮虽一个为龟、一个为蛇,但雕刻手法一样,很有可能出自同一朝代,同一工匠。
经考证,汉朝皇帝赐予皇子、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钮,赐予附属国国王的金印,则是蛇、芋、骆驼钮。
赏赐的王玺都会流传给后代,鲜少有作陪葬的,因此此前发现的数量极少。
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汉委奴国王玺是假的”的说法不攻自破。
两枚金印之间的联系也证实了中日两国在古代的邦交历史,对古代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