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见到的古钱在明代的正式称呼是制钱，制钱是明朝日常流通的货币，制钱及政策可能就是明朝灭亡的重要经济原因之一，也可以说，大明灭亡的内因是货币私铸引发的。

不得已

明朝前期很少使用制钱，明代前期一直在大力推行纸币"大明宝钞"，明朝流通货币有宝钞、白银和稻谷布帛，铸造的制钱不多，且三番两次的停铸禁用。明太祖到隆庆帝共十二位皇帝，只有六位铸过钱。纸币发行贬值严重后，万历才开始大量铸造制钱。

洪武《铸钱则例》"铸钱应用生铜"，但明朝缺铜，只好用废钱和旧铜铸造新钱，因此制钱纯度不一，成色不一，且量很少。永乐到成化年间，民间开始有人私铸制钱。因为明代太缺钱，官铸钱无法满足明朝社会的经济需要。

《万历大明会典》徐阶有一段话；

其云南所解及宝源局先年所铸，纯用铜锡，不掺以铅，每钱一文，重一钱二分，钱边又皆经由车璇，民间因其色黄美，其质坚重，其边园整，谓之璇边，近年局中所铸，为科官建议，革去车璇，只用铸挫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复侵盗铜料，民间因其色杂，其质轻，其边挫粗糙，遂谓之一条棍，所谓一条棍者，工费轻省，私铸由此于盛。

所以嘉靖三年谕旨，"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钱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明朝把宝源局铸造的钱称作好钱，把民间私铸的钱叫低钱。嘉靖的这道谕旨其实是承认私铸钱合法。

到万历时因为帮助朝鲜抗倭，开支递增，大量铸钱补充财政，全国的铸钱炉多到无法统计，但钱的品质下滑，"今铜铅对掺，故钱色不黄而白"，但即使如此，很多官炉无利可图，纷纷关停。

"嘉靖通宝"每文钱重一钱二分，一千钱重七斤八两。后来改为每文钱重一钱二分五厘，一千钱重八斤。

天启钱本重一钱三分，一千钱重八斤八两，后仅重七分，一千钱重四斤八两，含铜不足三成。

私铸风最盛

私铸风最盛的时期其实就是崇祯一朝，明代的私铸在苏州的松江一带最多，由于官炉的大量裁员，"每炉原设工匠七名，停弃不用者三千余人，只知铸钱别无它技，口食無资…"，这些工匠为了利益，将历朝铜钱收去重铸，大加铅砂，制作成崇祯朝制钱进入流通，“盖为私铸者收去，杂以铅砂，更铸新钱。”

若按照标准的的一钱制钱值一文，经过翻铸，私铸者既可获利30%，若再减轻铜量，获利可达50%，如果再贪，不用“杂以铅砂”，用铅铁作原料，不用铸造法，这样的获利竟至数倍！"煞儿"、"大眼贼"、"短命官"、"歪脖"、"尖脚"，胖头都是崇祯年间私铸钱的名称。

崇祯官方铸钱和私铸钱相差无几

叶梦珠《阅世编》:"钱法之坏，自私铸始，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新钱，无一佳者"。

"崇祯通宝"则例是"铸钱一文，用铜两钱"，但从崇祯三年开始，"南京铸钱只有八分重，后来轻到四分以下。越铸越小，甚至比铜价更廉。南京宝源局做"崇祯通宝"，准备铸造一千文制钱原料，铸好后所剩余的铜料，还可以再铸造250文。所铸钱，"非铜非铅，纯用伪物，薄小清脆，如同鹅眼"，已经"千文不值银一钱"，相比明初可以说最少贬值了十倍。

奇怪的是明朝政府在私铸钱的影响下也开始铸造更薄的制钱，《明史·食货五》，“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银钱比兑变得越来越离谱，

《阅世编》:"（崇祯初）京师每千钱价银一两二钱，外省犹兑九钱一千”，“庚辰、辛巳之间，递减至四、五钱一千。癸未而后，每千兑银不过三钱有奇，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

说起来还是与民争利。

制钱与明朝

白银和制钱都是明朝的货币，但制钱在社会安定上的影响比白银深远，白银只在进行大型交易时才会被使用，制钱的使用者主要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等中下层，制钱在小额交易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有一点很重要，铜钱和白银存在一定的兑换关系，但并没有固定比价，是按照市场价格自由浮动的。

在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中有一点，田赋必须折成货币缴纳叫折色银，田赋和白银挂钩，这就是明朝灭亡的经济根源。

据黄仁宇《十六世纪中国明代财政与税收》，明代的赋税只有4％--6％，而且250年明代的农业税没有增长，朱元璋田赋收到3227万8900石，非常满意，并将这种定额税收基本固定，永不起科，明朝的赋税不高。明代是农业社会，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田赋，但到了明末，即使不高的田赋，但制钱和白银的比价变化之大是太多明人没有想到的。

私铸合法化，劣币多，人们不再使用手中的真币，市场陷入"钱荒"。而同样白银变值钱且未来预期会更值钱，因此被大量贮藏，市面上的白银减少（李自成进京后搜出的被官僚储藏的白银很多）。私铸币的极差质量在兑换白银时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明史》载崇祯， "每银一两易钱五六千文"，

而农民要交田赋，必须是白银，相当于农民的赋税水平提高了很多倍，农民破产只好造反。于此相应国家财政收入降低，公共服务水平下降，没有钱平叛和满洲作战，最终整个国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