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珍藏的元砚集萃

05-16

我所珍藏的元砚集萃

元朝，是中华历史上国家统治权真实覆盖了中华现有疆土的一个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广的王朝。但元朝历史不长，即使从其漠北立国算起，也仅仅162年，而真正一统天下的时间更短。所以，在砚台方面，留下的实物不多，史料也很少。可是，元朝的历史又不象隋朝、五代那样昙花一现，短到只有几十年，可顺带一说。而且从文化气质看，隋乃唐之前驱，五代尤其是南唐，乃宋之探路者，合并到后朝带过，问题不大。而元朝，无论是与前面的宋朝还是与后面的明朝比，从精神气质与文化类型上，都大相径庭。所以，尽管史料比较匮乏，还是有必要专辟一章，谈谈元砚。好在这些年自己一直重视元砚集藏，一清点，自己收集的实物标本还真不少，居然有十几枚，足够对元砚一探究竟了。下图所示是自己收藏的一方比较典型的元代长方沙石砚，尺度为25×17×7厘米，颇为粗犷，足够高大威猛。砚岗上刻有“三元”字样，取“三元及第”或者“连中三元”之意，底部还刻有“彭”字款。显然曾经是一个彭姓书生的心爱之物。

元朝漠北立国在1206年。之前打仗，最后统一了漠北。定都大都是在1271年，其间也打仗，消灭了金国、南宋等。灭了南宋后还打打仗，甚至打到了海外，如元日、元越、元爪战争。对外打，内部也斗，国家治理始终难上正轨。元人是马上民族，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心中始终涌动着不能平息的征服欲望。而其铁骑所致、望风披靡的态势，更让其雄心勃勃：不仅马上得天下，还想马上治天下。定都北京后，元人表面也尊崇儒学，但骨子里还是游牧民族的本性，对汉文化以及关内的文人，一直不甚重视甚至长期还持有敌视、打压的态度。一统天下后，汉人、南人被列为下等人。元代的科举，也是立国百年之后才恢复的，而有科举的几十年，晋身的士子也极少，末了科举还又被废止。这样的施政措施，当然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看看元代留下的艺术品，值得称道的，确实不多。典型的如渎山大玉海等，也多是以粗犷、豪迈的气势取胜。其它如元瓷，尽管是站在宋瓷的肩上，还集中了诸多能工巧匠，可制作出的大多数瓷器，还是相当粗陋，好像明天就要搬家扔掉似的。包括元青花，外表确实漂亮，可细看其胎质，那个糙底哦，总是让人有点难以恭维。显然，从艺术角度看，对元砚也不能期望过高。

“臭老九”一词，出处就是元代文人文章中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自嘲式职业排名。可见当时文人的职业美誉度不高。科举之门被长时期关闭，阻绝了文人的主要晋身通道。读书人晋身无阶，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日渐衰微。而在那个时期，即使真想做文人，也还真不容易。撇开政治文化背景不谈、生活出路不谈，最简单的：当职业文人，要找一方好的砚石都很难哦！比如端、歙石，在元朝皆被封坑。史料明确记载，无论端石还是歙石，采石的主要坑口都派有管兵把守，根本不许一般人采石琢砚。元朝统治者这样做，显然当时是出于政治、文化上的考虑，可今天，居然有人说这个是为了保护资源，呵呵，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郢书燕说。

查阅史籍，见不到元人有官方开采端石的任何记录。不过，遗留的实物证明，元代还是有端砚制作的。研究者最普遍的解释是：其石材的来源，要么是宋代存货，要么是砚工们于坑口、溪间偶得的残石断璧。但从元代端砚用材普遍还比较粗大来看，还是可以合理推测：尽管官方对采石严格管制，但不排除民间还有相当数量的端石私采。下面所示是藏品中的两方端砚：一方为鱼龙砚，24.8×16.2×3.6厘米，宋坑端石；另一方为如意云头双墨池砚，25.5×14.3×3厘米，杂坑端石。两砚都是典型的元端。近年来，风格明显的元代端砚，面世不少，而其用料多比较奢豪。如此状况的呈现，除元砚本身的风格使然外，在当时没有一定数量的原料供应，似不可能。

歙石的开采，政府同样也管制甚严。不过，史料中倒是明确有两次私采歙石的记载。而史料中之所以明确出现了私采歙石的记录，是因为元代歙石的情况比端石还悲剧：因私采导致了坑洞大面积垮塌，出现了两次大的矿灾！元人江光启《送侄济州售砚序》一文中记之甚详。第一次矿灾是因地方官员私采滥挖而导致的，发生在旧坑。 “至元十四年（1277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令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乃已。”旧坑垮塌后，私采又转至紧足坑，结果到后至元五年（1339年），垮塌再次发生，其时“淹声如惊雷，隔溪房瓦皆震，人惊兽骇”，仿佛大地震来临一般。之后，当地石工为维持生计，只能在坑口、溪边觅取一点残圭断璧用于制砚，而“能满五寸者寡”。元代歙石的衰微，由此亦可见一斑。而这两次矿灾，甚至还产生了跨朝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其后几百年几无石可采，致使明、清的歙砚生产都难以为继！

其它砚石的开采使用情况，也差不多。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元朝的统治中心设在北京，同处北方的洮河砚，其开采与制作情况应该要好一些吧？但事实上，尽管史料中并无管制洮河石开采的明确记录，但由于元代总体上战事频仍，内地到西部的交通时断时续，大规模的洮河石开采也几乎停滞。元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可见当时洮砚产出的稀少与运输艰难。而现在遗留的元砚中，洮河砚也确实极稀。幸运的是，本人藏砚中有一枚非常开门的元代双墨池洮河砚，满是白膘，砚背还有当代大书家石宪章的题铭。看来，该砚曾经也是王宪章先生宝爱过的案上玩物。

不过，历史毕竟已经翻过了结绳记事的一页，即使在元代，社会对砚台怎么也还是有不小的需要。政府官员要用，商人要用，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读书人要用，而且求仕不得而转向元曲、杂剧写作与书画创作的元代知识分子如关汉卿、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等文人也要用。所以砚台还得有！怎么来呢？除了搜罗传统的名贵砚石的遗砚、遗材以及再偷偷摸摸私采一点名坑砚石外，就只剩下就地取材了。所以，留存下来的元代遗砚，除了有少量端、歙石名砚外，绝大多数都是很难辨出产地的地方杂石砚。清代乾隆朝官修的《西清砚谱》中收有一方“赵孟頫松化石砚”，研究者对其时代、石质多有存疑。个人看，姑且不论其是不是真的是元代的松花石砚，但即使真是松花石砚，也很难说赵孟頫以松花石制砚就是刻意而为之。很可能只是因为端、歙难求，误打误撞找了一块当时根本不为人们看重的松花石，聊作替代用以制砚而已。如果真是如此，在赵孟頫是无心插柳，但却由此开创了松花石砚的历史。

石砚是元砚的主流。但陶砚包括澄泥砚以及瓷砚，在这时因取材方便、制作较易，也继续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不过，元代的陶、瓷砚，在艺术性方面也成就不高，乏善可陈。

各大博物馆所藏元砚不多。可能也正因为元砚标准器不多，蔡鸿茹先生在著录《中国名砚》一书时，特地收录了十方元代砚台，为我们鉴识元砚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民间的砚台藏家们也收集了不少元砚，但大多不够典型。要么类宋，要么近明，很难准确判定为元。其实，对一方传世古砚，一定要进行非常明确的断代，确实也有不小难度。比如，即使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那方著名的元代镂空刻花铜暖砚，到底是该断元还是断明，古砚鉴赏家们也有分歧。是故，王靖宪先生在《古砚拾零》中，凡是不能明断的，干脆上下两搭，要么“宋元”，要么“元明”，左右逢源。看起来这是取巧，其实在民间收藏中，这是一种非常客观、严谨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元砚总体上用材不精，在艺术性上也乏善可陈。粗犷、豪放，是元代砚台的基本风格。元人砚雕喜欢作狮兽、人物、山石之类造型，立体化雕刻现象非常普遍。砚上也有装饰各类花草纹饰的，但纹饰雕刻也比较草率。从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个人将元砚的特征大体概括为高、大、率、怪四字。分别说明如下：

“高”。由于元砚有非常突出的立体化雕刻现象，同样的砚式，元砚往往尺寸更高。元人喜欢在砚额之上高雕动物、人物等，尺度均比较夸张，隆起砚面甚高，有的甚至高到与砚体整体不成比例。譬如，双狮砚题材是元明清通行的一类题材，但元代所雕双狮，一般比明、清多高得多。下图中的元双狮青石砚，砚通高超过9厘米，高度不低了。但在元代双狮砚中，这个高度，绝对只能算中等。

“大”。元砚不但高，整体的体量、尺寸，也往往较大、较长。个人收藏的元砚，大部分长度超过20厘米。宝瓶砚是从宋到清都多见的一种砚式，但各代的宝瓶形制均有不同。本人藏有一方汉白玉宝瓶砚，从宝瓶形制等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元砚。砚长23.3厘米，宽15.3厘米，高4.2厘米，显然比宋、明大多数同类题材的古砚都要更加厚重。元代著名的文人、教育家虞集，可谓是元代文人的典型，肇庆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虞集的紫云仙桃抄手端砚，其尺度竟然达到长37.1厘米，宽25.2厘米，厚7.3厘米，绝对“土豪”做派哦。尽管历史上记录在案的砚台还有更大的，但在历代文人用砚中，达到这样尺度的，可谓少之又少。

“率”。委婉说是率真、粗犷，直说就是粗率、草率。元砚大多注重实用，不太看重工艺，不事精雕细刻。民间用砚，不少看起来就象临时救急而急就章制作的一样，有的甚至连底部采石留下的錾痕都不打磨。极端者干脆只雕出砚堂，底部只要稍微稳当，就保留原石状态。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远古的原始研磨器。下图是自己收藏的一枚随形子石浮雕狮子砚，长、宽均为21厘米，高逾9厘米，只是在砚额上聊聊几刀浮雕出一狮兽模样，底部与周边则基本无雕，保留了原来的仔石状态。呵呵，倒也古朴！

“怪”。不少元砚的造型非常奇特，对习惯中正平和、中规中矩的汉人来说，不仅缺乏美感，甚至会感觉怪异、别扭。这种情况在元代澄泥砚中尤其突出，典型如天津艺术博物馆馆所藏的元代饮翰人物澄泥砚。元砚之怪，不是无心，多是有意。譬如，从宋代开始，在砚台砚岗上，普遍出现了专门的墨池设计，于是，一些元砚上就开始“发扬光大”，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双墨池甚至三墨池的砚台。譬如前面谈到的元如意云头端砚与王宪章旧藏洮河砚，均是双墨池。还有，古砚经过经年累月地使用，往往砚堂中部磨损严重，会洼进一坑，而元人呢，有的就干脆制作砚台时就在砚堂中部画蛇添足地挖上一个凹坑，仿佛这样就古意盎然。但是，这些设计，其实都是狗尾续貂。除了添怪之外，没有任何生命力！

元砚中还多见一种砚面上部浮雕两龙或则两兽而中夹一墨池者，王靖宪先生的《古砚拾零》中收有三枚，我处也有一枚，还是红丝石的，我称之为元代火龙纹章红丝砚。砚不大，附图一观。

个人藏砚中，还有一枚元代石人砚。砚长13厘米，宽8厘米，厚6厘米。整个砚按人偶造型，人偶的形象、发式等，均是典型的元人形象。砚唐中，现在依然可辨留有墨书的“石人”两字。历代古砚中，不乏模仿各种动植物形态的，但按人的形象造砚，估计也只有元人会这样搞怪。

还有，下面这个元代金蟾红丝砚，同样也是是味道怪怪的。

总体说，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习性使然，元砚的整体风格如其民族性格一样，琢制往往比较粗放、随性。作为藏品，个人在集藏元砚时已经反复筛选，可以说入藏时已经非常注重材质、工艺与艺术水准的考量了，但即使这样，从所藏的标本中，也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元砚在艺术性、工艺性上相比于宋砚的退步。

不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尽管当时不是有意为之，但这种粗犷与豪放，也让元砚在审美上有了几分返璞归真的拙趣。进一步看，尽管绝大多数元砚难登大雅之堂，但砚台毕竟是文人们的心爱之物，所以，即使是元代，至少还有一部分的文人用砚多多少少还延续了一些宋人遗风，有一定的书卷气。所以，鉴别元砚，比较准确的方式是：不能一棍子打死，认为凡有可观者就一定不是元砚。不过，反过来却问题不大：凡是符合高、大、率、怪几个特征的古砚，断为元砚，则基本上错不了！

最后再看一方元砚：尺度22×15.6×4厘米，石质青碧如玉，用料粗大，开池深阔，总体看是比较典型元代风格。但是，该砚墨池的扇形制式以及四角浅雕之鱼草、蝙蝠纹，已比较精细，明显比较注重细节，用材也比较讲究，应该已是元末明初之砚了。得之于陕西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