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玉文化的奥秘

玉，按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木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这便是玉有名的五德。如果将这段话如果翻成白话，大概意思是：玉，乃是美丽的石头。它润泽温和，有仁爱之心；它纹理清晰，有忠义之心；它声音舒扬，有智慧之心；它质地坚硬，有勇气之心；它锋利内敛，有自省之心。许慎对于玉，的夸赞毫不吝啬，可见，玉在中国古人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

现代考古学家郭宝钧，是一位多次参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史学大家，他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中讲到玉器时，写道：“石器在石器时代，主要是朴素的实用物。到青铜器时代，石器渐衰，玉器代兴，实用之意少，玩赏之意多，于是乎演为货宝，为佩玉。由爱货宝而对职位不同的人作一限制，于是为瑞玉。由爱货宝而转为赂鬼神，于是为祭玉。由爱美玉而愿服食长生，愿死而不朽，于是为葬玉。这些都是与民生实用无关的。然玉器在殷周人的意识状态上，端人品质，坚人心意，暗示的教育之功为不少；而在捖摩之工上，亦不少辉煌的制作，对整个文化的成就，玉器还是不可淹没的。”

《逸周书·世俘解》中记载，商朝纣王帝辛因为被周武王姬发打败，自焚而死时，据说用了四千件玉器在自己的周围摆成一个圆圈，又讲到周武王姬发攻克商朝后，从商王朝那里获取玉“亿有四万”，当然，这些话，夸张虚构的成分很大，但是殷商王室大量使用玉的事实是存在的。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

七十年代末，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出土的玉器达到了七百多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作为装饰品的玉器。妇好墓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故而她的墓中的玉器应该代表商朝最高的成就。

西周建立后，中国文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礼乐”在夏、商时代，还是带有“巫祝”的痕迹，还是属于初步发展时期，那么进入西周，“礼乐”则正式形成，变成其后数千年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内核。这个时期，祭祀、葬礼、社交等等活动，都在贯穿“礼”的内容。此时，玉的各种用途，都带有了“礼”的印记。“祭玉”用于礼神、赂神、迎神、谢神、娱神，是基于玉本身的“可通神”的灵性。而这一认识，应该是源自于上古时代。玉的灵性也被广泛应用于葬玉。古人认为玉既能通灵，那必然让尸体不腐烂，商周时期的墓葬，很多都有用玉保护尸体的例子。有裹身体、用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形玉连缀成衣服的“玉衣”，也有专门塞九窍，即双眼、双耳、双鼻孔、口、肛门、尿道的玉。除了塞尿道的玉制作成细条生殖器状，其余大部分雕琢成各种模样乖巧的动物形状或者几何形状。

春秋战国，玉的使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出自《礼记·聘义》的“君子比德与玉”，将玉赋予道德的内容，将玉的灵性演化成人的品性。还有一种出自《国语·楚语下》：“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它将石头的美极力发挥出来，把玉通灵神奇的一面恢复成物质本来的美上。不管“君子比德于玉”抑或“哗嚣之美”，都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气质展现人们的面前。

春秋时期灯笼型玉佩

譬如，春秋战国的佩玉，不仅是外在的一种表达，其实也是内在的精神表达。其实，这种表达源流颇久远，在龙山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了。因为龙山文化的时代与中国传说的黄帝时代约略一致，古史中讲到黄帝曾经于战后创衣制，于带上悬吊玉佩增饰，以显示悠闲与地位的举动，不仅表现止战的用心，也在区分阶级，强化社会的一种秩序。只不过，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更加追求外在视觉效果，更加追求人文现实的一面。

到了秦汉时，玉被大量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尤其到了汉代，玉的不仅是赏玩的器物，开始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中。这说明玉从“通灵”的崇高地位渐渐变得更加平民化，更加贴近“人”的需求了。虽然这个时候，玉的各种器物都有趋吉避凶的含义，但是看待玉不再那么充满敬畏。当时除了有玉佩、玉带钩、玉羊、玉马、玉辟邪等等，还有山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玉铺首，这些不仅仅是驱邪，还是人们触手抚摸之物。

唐代玉器

唐朝建立后，玉器除了仍然有礼器的功能外，主要趋势是制作成生活中日用品和以容器形式出现的陈设品。虽然唐朝徐坚在《初学记》中将玉列为“宝器”，要求唐玄宗等诸皇子学习此书，但是，玉的气质不再如汉朝那样有凌厉气，反而朝着精美、雅致的方向转变。

唐代玉器

这也表明，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化有了大变化，玉开始了世俗化。

宋朝时，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市民社会出现，玉器市场世俗化更加快速。为了市民服务成为玉器制作的主要目的，城市里不仅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有贩卖玉器的店铺。这种为市民服务的玉器制作即玉器的市民化。人们生活中的摆设品与赏玩器物也经常用玉来制作，甚至连一些神祇，譬如观世音也开始失去神性而进入了观赏工艺品行列中。宋孝宗曾经因为喜欢马毬，不小心伤了一只眼睛，金朝政府专门派遣使者前来给他庆寿，送上的礼物便是千手千眼白玉观音，目的是故意调侃瞎眼的宋孝宗，可见，在当时，这类玉制的神祇都是作为看玩的功能了。

宋代云山双鹤纹玉饰，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宋朝的玉器，大多将花鸟题材雕琢在上面，即使有些仿古的玉器出现，也并不是文化复古，而是为了迎合市民不同的审美需求。

元代花鸟纹玉

元朝继承了宋、辽、金玉器传统，图案纹饰大多是山水、花鸟、螭虎、海兽等等，雕刻的技艺也更加纯熟，尤其是在浮雕技法上很见功力。忽必烈在至元二年，也就是公元一二六五年，专门下令制作了一件重达三千五百公斤的特大玉雕，这便是有名的“渎山大玉海”。这件玉雕形态厚重，风格质朴，将各种海兽刻在波涛汹涌大海之中，于粗犷之中见精微，豪放中现匠心。这件大玉雕颇有大元海疆万里，雄霸天下的气概。

明清时，中国文化不再有豪迈的气质，那种自由、大气、质朴、活泼的个性被精细、小巧、复杂所替代。赏玩玉虽然愈发宽泛，但是或多或少流露出小家子气。明朝的宫廷用玉制作了大量的器物，有日用类型的，也有一些仿古的，但是这些器物用料虽然精致，雕琢也颇巧妙，可是独独缺乏汉唐的豪迈。

当然，在这些玉器当中，也并不是毫无可取，譬如，明清的苏州作为中国玉器的制作中心，其中生产的很多玉器也是颇精美奇巧的。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所藏“琢玉”名家、苏州陆子刚制作的“合卺杯”，造型雄浑古朴，豪放典雅，是不可多得传世之宝。

中国用玉数千年，玉器研究历史也颇久，玉对于中国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寄托。中国文化中，对于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以及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玉器的历史，不仅体现中国人对美的认识，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体现着中华文明数千年来起起伏伏的变化。